國際法院於 2007 年 2 月 26 日 針對案情延宕達 14 年的 1993 年波士尼亞訴塞爾維亞「防止和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的適用」作出判決，此為國際間首宗一國控訴他國違反殘害人群罪（ crime of genocide ）的判例，值得關注。

一、本案背景

本案緣起於 1991 年南斯拉夫的逐步解體。歐洲巴爾幹半島素有歐洲火藥庫之稱，其中的南斯拉夫是當地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東方正教）文明與回教文明交會之地，也是斯拉夫人和阿爾巴尼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波士尼亞人、馬其頓人等民族聚居地，為多種民族交會的十字路口。克羅埃西亞（ Croatia ）與斯洛瓦尼亞（ Slovenia ）係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SFRY ）六加盟共和國中首先尋求分離，另建立獨立國家者。 1991 年 6 月 25 日 ，克、斯二邦宣布獨立，隨後馬其頓（ Macedonia ）、波士尼亞暨黑塞哥維納（ Bosnia and Hercegovina ）共和國等加入，亦尋求分離。

在各加盟國中，波士尼亞暨黑塞哥維納背景最為複雜，獨立條件最差。波國面臨國內人口佔有百分之 35 之塞爾維亞裔人民的反對，且全境大部分為塞裔民兵及南斯拉夫軍隊控制，並無有效管轄國境之能力，但波國政府仍在 1991 年 10 月 15 日 發表主權獨立聲明並向歐體提出承認之申請。歐體在 1992 年 4 月 6 日 決定，會員國應承認波國為主權獨立國家，當時波國境內仍然動盪不安 。

波士尼亞暨黑塞哥維納（簡稱原告國）於 1993 年 3 月 20 日向國際法院申告，指控當時的南斯拉夫在分裂過程的戰亂期間，南斯拉夫聯邦（其後分階段稱塞爾維亞暨蒙地內哥羅、塞爾維亞，均簡稱被告國）指使在波士尼亞的代理人對波士尼亞回教徒進行大規模屠殺，違反殘害人群公約規定。被告國雖不否認許多屠殺事件的發生，涉及戰罪及人道罪，但堅持該國從無此意圖，且未涉此行為，並辯稱，屠殺事件均屬原告國境內塞爾維亞裔人士組成的史普斯卡共和國（ Republic of Srpska ）所為，原因是他們反對波士尼亞回教徒獨立。

二、殘害人群公約規定

聯合國於 1948 年 12 月 9 日 通過「防止和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 殘害人群公約 ) 。該公約於 1951 年 1 月 12 日 生效，目前已有 140 締約國，包括解體前的南斯拉夫（ 1950 年），，以及隨著南斯拉夫解體後獨立的波士尼亞暨赫塞哥維納（ 1992 年 12 月）、克羅埃西亞（ 1992 ）、斯洛維尼亞（ 1993 ）、馬其頓（ 1994 ）、塞爾維亞（ 2001 年）、蒙地內哥羅（ 2006 ）。我國於 1951 年完成批准手續成為締約國，中國則在 1983 年加入 。

聯合國發起制定殘害人群公約是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夢魘，認為殘害人群行為乃是一種國際罪刑，有悖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和宗旨，應被文明世界所譴責。殘害人群公約第 1 條規定，「無論平時或戰時所犯之殘害人群行為，皆為國際法下罪行，締約國承允予以防止及懲治」。第 2 條對「殘害人群」罪作成定義，第 3 條規定行使、陰謀設計、直接和公然煽動、意圖、參與殘害人群的罪行均應受懲治，第 4 條規定犯第 3 條所指罪行的個人應受到懲治。

除了殘害人群公約外，針對個人所犯包括殘害人群在內的相關國際罪刑而制定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於 2002 年生效 ，而國際刑事法院亦相應於荷蘭海牙設立，凡此說明，殘害人群罪已演進為習慣國際法，為萬國公罪。無論平時或戰時，各國應防止和懲治殘害人群罪行為，犯罪個人則應受到懲治。我國係於民國 42 年制定殘害人群治罪條例，將公約國內法化。

三、管轄權

原告國在 1993 年 3 月 20 日遞狀向國際法院申訴，經國際法院於 1996 年就程序部分審理後決定，鑒於原、被告國均為殘害人群公約締約國，國際法院依據國際法院規約第 36 條第 1 項和殘害人群公約第 9 條規定，擁有管轄權。而公約第 9 條即為本案管轄權之適用法律（ applicable law ），該條規定稱，「涉及本公約締約方之間的解釋、適用和履行的爭議，包括關於殘害人群以及其他第 3 條所指行為的國家責任，應在爭端一方要求下送交國際法院」。

但本案審理期間，南斯拉夫逐步解體，作為南斯拉夫主體的塞爾維亞暨蒙地內哥羅於 2000 年 11 月 1 日 始獲准加入聯合國。被告國於是在 2001 年 1 月間向國際法院申覆，要求法院針對是否擁有管轄權一節重新審查。被告國稱，自南斯拉夫解體後，於 1992 年至 2000 年間未於聯合國擁有會籍，該段期間被告國不在聯合國代表南斯拉夫，考量此國際地位改變，法院是否於本案仍對被告國擁有管轄權，甚有疑問，爰請法院重新審理並駁回具管轄權的決定。

四、判決

（一）管轄權部分

國際法院未針對被告國法理部分予以答覆，而以「法律關係的穩定性」（ res judicata ）符合本案原、被告各方利益為由，駁回塞國法院不具管轄權的主張。法院說明，自 1996 年國際法院決定對本案擁有管轄權以來，原、被告國均默認南斯拉夫聯邦的國際法人格自動延續，並未挑戰被告國在聯合國的會籍；案件發展至今，各方不應再質疑被告國自南斯拉夫解體以來，其國際地位的改變 。

（二）實體判決部分

（ 1 ）塞爾維亞未違反殘害人群公約，亦未透過代理人為之。

（ 2 ）塞爾維亞未設計屠殺事件，未違反殘害人群公約。

（ 3 ）塞爾維亞未參與屠殺事件，未違反殘害人群公約。

（ 4 ） 1995 年在 Srebrenica 發生之七千名波士尼亞回教徒遭到屠殺事件，塞爾維亞未能予以防止，違反公約（第 1 條）義務。

（ 5 ）塞爾維亞未能與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國際刑事法庭）合作，將被控參與屠殺事件而遭國際刑事法庭起訴的 Ratko Mladic 將軍拿捕，送交國際刑事法庭審理，違反公約（第 6 條）義務。

（ 6 ）塞爾維亞未戮力防止 1995 年 7 月在 Srebrenica 發生的屠殺事件，違反國際法院 1993 年針對本案作出臨時措施的規定，該臨時措施要求各方加以防範 。

五、判決論點

鑒於本案涉及格外嚴肅之殘害人群罪，國際法院院長 Rosalyn Higgins 於新聞會上宣讀判決文時強調，為求慎重，法院在審理過程中要求原告國提出值得信服的事證，由事證決定被告國是否確涉及殘害人群行為。由於舉證本就不易，復以最高法院作出高門檻舉證標準，原告國未能說服法院，致法院認為相關殘害人群行為雖確發生，卻無法歸責於被告國，但法院仍判決被告國未能防止殘害人群事件，違反公約（第 1 條）義務。法院認為，被告國即便未涉及殘害人群行為，鑒於被告國和波士尼亞塞裔人士政治、經濟關係的密切，被告國顯未作最大努力，防止屠殺事件。何況，國際法院早在 1993 年即作出臨時措施，要求各方自制，予以防範。

至於原告國要求賠償部分，法院以被告國未參與屠殺事件，無需擔負賠償責任；法庭認為，判決被告國未盡公約防止義務，即屬懲罰。

六、小結

本案判決可能具下列意涵：

（ 1 ）國家應防止和懲治殘害人群罪，否則將背負國家責任，並在具體事證下，擔負賠償責任。

（ 2 ）法院對本案相關事證之要求，門檻甚高。由於案件複雜、拖延多年，舉證不易，國際法院未能掌握被告國涉及殘害人群行為之佐證，故僅判決被告國未盡防範之責任，未及其他。

（ 3 ）本案對於國際法院仍在處理中的 1999 年克羅埃西亞訴南斯拉夫的「防止和懲罰殘害人群罪公約的適用」（新案）將有連帶影響。據聞，同位於海牙之國際刑事法庭追緝中的某些嫌犯仍藏於塞爾維亞境內，倘塞國未戮力追捕，未來國際法院不排除在新案中，課責塞爾維亞更重之國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