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68年9月中旬取道韓國漢城經美國西雅圖飛抵紐約,翌日赴我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報到,隨即被分派在非洲組工作並兼任一委員會秘書。非洲組由薛大使毓麒(駐加拿大大使)及芮大使正皋(駐象牙海岸大使)掌理,顧問為舒參事梅生(後來出任駐甘比亞大使),全組一切瑣事由身為秘書的我包辦。大會期間,星期1至星期5上班時間,必須隨時收聽各國(尤其是非洲國家)代表的演講,又要抽身赴會場旁聽各國代表發言,並找機會聯絡非洲友邦代表洽請支持。每週6上午則須參加由外交部魏部長道明主持的業務會報,會中各組代表報告1週來的工作情形,參加會報人員,不管職位高低,都有發言機會,如有問題,立即商討議決。
我駐聯合國代表團同仁,平常工作繁忙,大會期間更是繁忙加緊張,每天加班至深夜,工作時間長達12小時,而我每天也戰戰兢兢的工作,以便多學習、多歷練。除了例行工作外,我也打理雜事。自外交部楊次長西崑(尊稱「非洲先生」)結束非洲訪問抵達紐約出席大會開始,他幾乎每天中午與晚上都會宴請非洲友邦部長政要,所有事前安排工作,包括邀約、訂菜、傳譯等事宜都由我負責。1個多月下來,大小宴會至少100場,對我來說辦理這些宴席,除了增加歷練外,也增進了不少知識,真是一舉兩得。楊次長閒談時常戲說,他自1961年以來,每年為了同一個問題(我國在聯合國代表權的問題),分訪非洲同樣的國家(非洲各友邦),見了同樣的人(非洲各友邦元首及部長),講了同樣的話(洽請支持我代表權);到了紐約後,還要重提同樣的問題(代表權問題),再次見到同樣的人(出席大會的非洲友邦元首及部長),再講同樣的話(洽請支持我代表權),又要在同一飯店(幾乎都安排在「沁園餐廳」),吃同樣的菜(5菜1湯套餐)。楊次長的這一番話,是開玩笑的說法,事實上,我國每年都是作最妥善的安排,並盡最大的努力,但其中也隱約道出我國外交的困境,令人感慨。
當時聯合國的會員國約100個,與我有邦交的超過一半,而非洲友邦就有24個,佔相當重的比例。因此,非洲友邦的1票對我代表權有絕對的影響,幸而非洲友邦都很友好,加上中南美洲邦交國的支持,每年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皆能保住,當年第23屆聯大投票的結果,我國大勝。
我在紐約生活忙碌,為期2個月聯大會期的緊張工作,使我連私人應酬、逛街及訪友的時間都沒有,雖然如此,能有機會親身經歷世界上最重要、最大規模及會期最長的國際會議,真是夢寐難求,所獲的寶貴經驗與知識,也是終生受用不盡。
就在我代表權表決大勝後,我旋即接到外交部派令,出任我國慶賀中非共和國獨立10週年紀念特使團秘書,必須隨團出發,於是我立即安排返國行程,匆匆離開紐約,開始另一次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