蛻變的脈絡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於亞洲乃至全世界的影響目前仍餘波盪漾。兩次危機的時空背景不同，期間國際強權的角力以及區域組織的整合消長，變化微妙，這種變化係動態與衍生性的，一直在蛻變中。本文旨在簡要分析此中蛻變的脈絡，以及我國如何在這種國際強權角力中妥為因應，以期在國際局勢瞬息萬變中，未雨綢繆，爭取國家最大的利益。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本質與國際環境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本質上屬於區域性，即亞洲地方性的危機。危機肇因於泰國貨幣泰銖崩盤，引發整個東亞地區的金融與貨幣危機，受創最深的國家為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與韓國。牽連所及，東亞各國都不能倖免，金融危機也導致若干國家如印尼、泰國與韓國因而發生國內政權更易。

　　歐美各國基本上對亞洲危機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除美國對軍事盟國的韓國施予援手外，其餘國家多聽任危機自然發展；國際貨幣基金（IMF）在此一危機中亦無作為，僅對受創最深的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與印尼等國，提出相對嚴苛的資助條件。遠親不如近鄰，最後是中國大陸與日本適時提供了紓困挹注。此際原本重歐輕亞的美國，在東亞與東南亞漸漸淡出，而東南亞各國對中國大陸的及時援助又頗為感念，在這種氛圍下，乃有亞洲意識的興起。

　　解鈴還得繫鈴人，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東南亞各國為求自救，乃透過東協機制，希望能適時化解金融危機。但東協是採會員國共識決的一個經濟合作組織，金融財政危機係屬一國內政問題，一向未曾為東協機制引為議題加以討論，而東協也未曾舉行過跨國財長會議，也就對此一危機顯得無從著力。危機發生後，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與泰國五國中央銀行總裁曾在1997年舉行貨幣交換協定的談判，但每個會員國從此一協定所獲奧援僅有8000萬美元，實屬杯水車薪，於事無補。與東協相關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在美國主導下，亦態度保留，除發表聲明，表示亞洲金融危機是帶有地方性內涵的全球危機，必須仰賴國際機制如國際貨幣基金或馬尼拉框架協助解決外，並未採取任何協助行動。

亞洲意識抬頭與區域組織興起

　　亞洲金融危機催化了亞洲意識的興起，事實上，早在金融危機發生前，日本即有亞洲貨幣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的倡議，馬來西亞當時總理馬哈地也有東亞經濟集團（East Asia Economic Group）的倡議，但因分別為美國與中國大陸以及印尼反對，而胎死腹中。亞洲意識抬頭的結果，使東協會員國由6國擴大為10國，而中國大陸、日本與韓國也獲邀加入，成了所謂的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 APT）。

　　APT（東協加三）：東協第1個擴展其實力的行動就是邀請中國大陸、日本與韓國加入，這是對東北亞3個強權採取的權力均衡外交作法，基本上，中國大陸與日本在東協係競爭大於合作，韓國則是在兩大強權中求取均衡。APT建立後，東協每年召開峰會，而在東協加一、東協加三外，另有14個部長級會議、19個高階官員會議、2個總司長會議、18個技術階層會議以及2個二軌會議。各強權的彼此競爭與制衡，使東協得以在各方默許下，維護其主導各項活動的地位。

　　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日本在新加坡與印尼的支持下，邀請了澳洲、紐西蘭與印度加入東協峰會，使得亞洲強權在該組織進一步相互制衡。另一方面，美國在歐巴馬當選總統後，一改重歐輕亞的政策，積極介入亞洲事務，除立即與東協簽署友好合作協定，取得東協合作伙伴的地位外，並分與國務卿希拉蕊出席東協峰會與外長會議。歐巴馬就任後首次國外訪問就包含其成長之地印尼，此舉傳遞了美國重返亞洲的強烈訊息。

　　清邁倡議（CMI）：清邁倡議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下，東協加三因應該危機的直接產物，2000年5月4日東協與中國大陸、日本及韓國財政部長在泰國清邁會商穩定金融的辦法，並簽署了建立區域性貨幣互換網路的協定，主要內容為，在東協加三架構下，將逐步建立雙邊貨幣互換網絡，以便在會員國面臨外匯資金短缺時，進行紓困援助。這個倡議達致兩項成就，一是擴大東協貨幣互換協議的數量與金額；其次是建立了中國大陸、日本、韓國與東協國家間的雙邊互換協議。目前APT各國間已簽訂16個該種協定，並有高達8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金。
清邁倡議有其先天的侷限，如對使用交換貨幣，中國大陸希望以人民幣，而東協會員傾向以美元為準；另，此一機制的外匯準備金額較各會員國的外匯存底數額相對為少；而最受詬病的乃會員國擬申請援助款必須與IMF掛勾，也就是必先獲得IMF 80％的資金挹注後，才能獲撥剩下的20％資金。先天的不足，使其注定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另外該倡議缺乏監督機制，亦使其無法對會員國在危機發生前提出警告與建議，以減少危機發生後的衝擊。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本質與國際環境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因美國與歐洲金融機構的次房貸與衍生性產品過度信用膨脹而引爆，對亞洲而言，這種危機屬於外在的，因此衝擊遠比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為小，各國在危機發生伊始，都立即採取各項應急紓困措施，所以遠較歐美國家得以早日脫困。但以出口歐美為導向的國家如我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與泰國，所受的衝擊相形嚴重。危機發生後，東亞區域組織所採相關行動如次：
APEC（亞太經濟合作）：APEC係以經濟為主要議題，對金融議題少有觸及。此一高峰會形式大於實質，所倡導貿易自由化又遲遲未有進展，加以各會員國對APEC發揮功能多不抱奢望，紛紛積極推動雙邊的自由貿易談判，致使其在此次金融危機處理上，顯得無計可施。

　　清邁倡議：有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經驗，此次清邁倡議立即有所行動，將其資金挹注方式多邊化並將金融儲備金由800億美元提升至1,200億美元。但因挹注資金仍以獲得IMF資金挹注80％為先決條件，且各會員國所能得到的挹注需與其捐贈數額成比例，求助會員國都望而卻步，如韓國就寧捨清邁倡議，直接透過雙邊貨幣交換網絡向美國獲取了300億美元的挹注。事實上，迄今沒有任何會員國依據清邁倡議機制申請資金挹注，該倡議在協助會員國紓解金融危機的功能上，可說是形同虛設。

　　東亞共同體（East Asia Community）：全球金融危機造成世界權力的重分配，使亞洲在世界政治舞台扮演的角色與擔負的責任逐漸升高。日本國內認為亞洲國家已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中心，應該在此一領域扮演更大角色的呼聲隨之而起。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更認為美國單方獨霸的時代已告結束，世界已走向多邊化。他在2009年10月東亞峰會時，提出仿造歐洲經驗成立東亞共同體的建議。此議不但凸顯了日本有意成為東亞外交的主導者，又將美國排除在外，受到中國大陸與美國的反對。2010年6月鳩山因國內民調不斷滑落而辭職，此一共同體的建議也跟著無疾而終。

　　亞太共同體（Asia Pacific Community）：2009年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提出一個更具宏觀的亞太共同體建議，成員包括美國、加拿大、中國大陸、日本、印度、印尼與亞太地區的其他國家，共同進行有關政治、經濟與安全的合作對話機制。澳洲深恐在亞洲區域組織中，尤其是東協加三的建構下被邊緣化，盼藉此確保美國繼續在亞太地區扮演中心角色。陸克文的建議受到東協強烈的反對，因為該建議將危及東協在亞洲區域組織的領銜角色，而陸克文本人在2010年6月亦因民調支持率急轉直下，及所屬政黨支持其副手茱莉亞．吉拉德（Julia Gillard）出任總理而辭職。一如鳩山的東亞共同體，此議亦因人去而胎死腹中。

　　中國大陸在兩次金融危機的角色：中國大陸在兩次金融危機時，頗能順時造勢，以經濟奧援與低調技巧的外交手腕，化解相關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成功型塑其和平伙伴與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角色。在東協加三中，支持東協主導自身活動，以制衡日本企圖主導東亞外交佈局；在面對美國與日本結合以中國大陸為假想敵之際，能韜光養晦，避免正面衝突，尋求在和平環境下逐步發展，壯大實力，並廣結善緣；在美國因經濟問題自顧不暇之際，透過經援外交，對陷入金融危機的歐洲國家及時紓困，如購買西班牙、希臘、葡萄牙等國國債，支持歐元穩定，向各國投入鉅額採購，簽署商業合作協定等，以獲取歐洲各國好感使其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同時制衡美元的世界貨幣主導地位，甚或逐漸為歐盟對其武器禁運解套。

亞洲在國際間扮演重要的角色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曾任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聯合國安理會主席）2008年出版其新作亞洲強權再起的衝擊與挑戰（The New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一書時，曾受到西方學者尤其是美國強烈批判為過份主觀，有東方人的偏見。然全球金融危機後的國際局勢發展，顯示馬凱碩當時疾呼亞洲國家應該在國際組織有更大的參與主導權，似有先見之明。兩次的金融危機，已使亞洲在國際間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中國大陸尤已成為最大的施惠者與受益者。

　　臺灣在亞洲區域組織建構中被邊緣化的危機與契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東協活動機制擴及東北亞國家，臺灣與北韓同未受邀，而被邊緣化。主因乃當時兩岸關係陷於1996年飛彈危機緊張與低潮之際，臺灣與東協關係發展僅能透過第二軌道，無法參與東協任何活動，東協各國基於政治考量，亦無與臺灣簽署類似自由貿易等雙邊協定的意願。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仰賴出口的臺灣自然造成莫大的衝擊，所幸兩岸已採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與共創雙贏的務實和平政策，兩岸關係和諧與互動熱絡程度為60多年來僅見，另雙邊簽署了15個包括三通與經濟合作的框架協定，熱絡的經貿關係抵銷了金融危機的衝擊，使兩岸在2010年的經濟成長都超過10％，確實締造了雙贏與互利。而新加坡等國也在兩岸ECFA簽訂後，紛紛表示了與臺灣談判簽署類似自由貿易協定的意願。

遠交近合

　　臺灣在大國夾縫中如何求存與避免被邊緣化，有賴如同新加坡一樣，採取「遠交近合」的策略，以維護國家生存與最大利益。尤其甚者，目前兩岸的和諧關係宜持續推進，同時宜利用國際有利的契機推動大華文經濟圈（大中華或華人經濟圈名稱因新加坡等國有敏感的種族問題，恐引起疑慮），如同洋蔥一樣層層向外擴大，並與近鄰日、韓及東協進行經貿合作協定的簽署與加強雙邊互動，以期在2015年東亞（東協加三）貿易自由區建構之前，達致雙邊互利協定，避免被邊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