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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通訊 第二十四卷第六期 |
在一般人的眼裡，象牙塔裡的政治學者或位居廟堂之上的高官必是遙不可及或嚴肅拘謹的，但是從這次訪談中，我們卻見識到高次長健談而幽默的真性情和柔和的內心。從他的成長及求學過程中，我們可以感覺到他在學校及群體生活中一帆風順，受到師長及同學器重，但是進入大學後，他性格中「獨立的自由主義者」的傾向逐漸明朗化，也為自己日後的學術生涯找到了定位。在個人生活中，高次長相當珍視兒時培養的友誼，更不吝展現對另一半的深情，他信口拈來與夫人相識、相處的點點滴滴，詼諧的語調藏不住對夫人的浪漫情懷，筆者採訪時，腦海中自然浮現出次長與夫人相處時的景象與況味。與次長面對面訪談是一次愉快的經驗，筆者希望能透過各種角度的訪問，勾勒出次長的整體形象，以饗讀者。
成長及求學過程問：可否請次長大概敘述您的家庭背景及求學過程？
答：我的家中兄弟姊妹共有八人，七男一女，由於家裡兄弟姊妹多，所以比較重視協調，同時要有耐心，我自認個性是較為溫和的。我認為，人生中最重要的過程是在教育，小時候家庭教育很重要，決定了你怎樣塑造將來的價值觀，從學理上來講是所謂的「家庭社會化」過程（Family Socialization）。上小學之後，就進入所謂的「次級社會化」（Secondary Socialization）過程。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過程。
我從台南一中、台大、服兵役、再到康乃爾大學，然後到布朗大學教書，這一路走來算是十分幸運、順遂，雖然平順但過程之中仍有挑戰性。
我是在一九五二年進台大就讀，當時的綜合大學只有台大一所，而且又沒有聯考，各個學校分別招生。我當時報考了三所學校，分別是台灣大學、師範學院及行政專科學校（即中興法商學院），每個學校通常考兩天，考到最後已精疲力竭，隨便寫寫就趕快交卷。但很幸運地，三個學校都考上。
當時台南一中考上台大的學生人數排名全省第二，僅次於建國中學，我覺得要歸功於當時的校長蘇惠鏗先生，他是一位非常認真的教育者，他把台南一中辦的很好。那時學校分成文、理兩組，理組人數較多，但文組學生較頑皮。當時有一位同學叫李仲英（曾任財政部政務次長、台灣證交所董事長），我們總是選他做班長，他很照顧大家，例如上下午點名及升降旗，有同學溜掉，他都負責掩護，非常地辛苦，但後來都成了很好的朋友，由此可見小時候的友誼很重要，特別是在中學所形成的朋友關係能維持非常久。
在台大政治系即嚮往自由問：次長何以當時選擇文組，而不選擇理組？
答：當時確實家庭的壓力很大，因為五○年代，還是在威權時代，台灣家庭一般認為，當醫生社會地位高，收入也好，而且不涉政治。我的親戚當中也有當醫生的，從商的以及學工程，但是只有我選政治。為什麼呢？因為我發現我看到血會怕，後來家裡只好妥協。
從這一點來看，我的家庭算是比較自由開放。雖然當時只有一個政黨，但也沒想那麼多，主要是自己對政治有興趣，我覺得或許與個性有關，在我的理解，政治是「合法權力的創造與運用」（creation and use of legitimate power），進台大政治系，同班同學之中有錢復（註：監察院長，曾任本部部長）、劉洋海（註：本部退休人員，曾任駐瑞士代表）等人，當時的恩師有薩孟武老師、高化成老師。
在台大除了唸書之外，我和錢復也參與代聯會的事務，都擔任過代聯會主席。但錢復是校長的兒子，同時是當時執政黨的精英，我則是「獨立的自由主義者」（Independent Liberal）。我擔任代聯會主席時，與監督代聯會的課輔組常有意見不同的時候，當時辦校刊規定稿子要先送課輔組審查，負責編校刊的同學就會以時間來不及為由未送審，算是一種軟性的抗議。當時我和我那些朋友基本上是屬於這種溫和派，也就是說，雖不服從權威領導，但也不會使用強硬手段來進行改革。我覺得，與當時自由派的啟蒙有關係，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同學受自由啟蒙的影響比較會從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做軟性抗爭，表現人性喜歡自由民主之訴求。
到美國康乃爾大學進修問：可否談談您跟夫人認識經過？
答：我在大學畢業後，服完兵役，就申請到康乃爾大學攻讀。為什麼會到康乃爾？因為我未婚妻當時已在康乃爾大學，我的朋友就說，那你還有什麼選擇？
我內人也是台大的同期同學，唸的是外文系，我們是參加代聯會活動認識的，因為她的名字--黃紫金---剛好是三種顏色，同學們叫她【三色冰磚】，我們從一年級就開始約會、交往。她是大學畢業後，先在一女中教了一年書才到康乃爾大學進修。我則是服完兵役才去。
她到了美國改唸營養系，我曾開玩笑地說，假如一個男人喜歡美食的話，千萬不要娶唸營養系的女人。因為營養學家的訓練與廚師不同，他們有句口號「好吃的東西一定對你有害」（"Anything which tastes good is bad for you"），不過現在看起來是有道理的。
到了康乃爾大學，我則繼續唸政治，跟隨一位國際法及國際組織的大師Herbert Briggs學習，Ｂ氏曾當過國際法庭法官。我後來轉唸比較政治，在康乃爾大學最後一年(1966)，李前總統登輝先生也到了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還有像劉泰英、黃大洲、蔣彥士、劉大中等當時都到康乃爾大學進修或教書。
問：當時為什麼會選擇留在美國教書？
答：在康乃爾大學唸完碩士、博士以後總要找工作，因為我在台大的時候就傾向自由派，六○年代也還是威權時代的高峰，而且在美國受的教育是比較自由的，回來是不是能夠適應，我就有點猶豫。當時如果回來大概不是教書，就是進政府部門工作。
後來有機會在美國教書，我就這麼留下來，這一留就是二、三十年。
當時在美國找工作，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找工作，要由學校的教授幫忙推薦，後來有三個學校提供機會--猶他州立大學、伊利諾州立大學以及布朗大學。三個學校都是很好的大學，也各有特色。但是我喜歡優美風景，所以猶他州立大學對我很有吸引力。但我請教一個老教授，他告訴我，以中國為例，猶他等於是中國的新疆，伊利諾則相當於武漢，布朗大學所在則是北京，這點對我很有啟發，我想想還是留在文化的中心（The center of civilization）比較好，就這樣在布朗大學一待就是卅年，該校自由風氣非常盛，但是來自於教授們之間的競爭壓力也非常大。
高次長今（九十一）年二月一日被延攬擔任本部政務次長，襄贊簡部長。高次長曾任教於美國布朗大學33年，為知名之政治學者，現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包道格處長夫婦，當年均曾選修其課程。高次長從學者變成行政官員，其中的心路歷程以及他對政府外交工作的看法，相信許多人都有興趣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