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與從事政府工作之差異
問：次長您覺得在學界與政府工作有何不同？
答：學術界最重視的是自由，學術知識的創意非常重要，特別是在美國很重視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知識的創意在先進國家才會被重視，共產黨強調的集權性與自由主義是相衝突的。
在政府工作，除了時間壓力很大，最重要的是一個團隊的精神；同時創意不只是構想（idea），而是要強調可行性，因為政府工作講究團隊的合作與團隊的成就，必須兼顧政策創意及可行性。
   時間上完全失去自由，則是另一項不同點，我常開玩笑地說，現在的工作是7-11的工作。所以從時間和組織架構來看，學術界和政府很不相同。另外在政府工作政治考量非常重要。我來到外交部後經常在思索怎樣為政策帶來新的創意，如何將創意與可行性結合在一起，所以常常會和外面的學者一起討論。

問：次長，您認為本部未來應努力的方向為何？以及您對本部同仁有何期許？
答：我一再強調，政府部門講求團隊精神，政策要有可行性，並且在思維上要有願景（vision）。
   我在就任之前曾與簡部長有過腦力激盪的溝通，當時，我們決定將來要朝以下幾個方向來推動外交：第一、台灣已經有民主轉型的成就，應與民主國家站在一起共同努力，不但要提升我國的民主品質，同時要與全球的民主國家接軌，動員民主國家的力量來支持台灣，這就叫做「民主人權外交」。
   第二，台灣在經濟方面由於過去十幾、廿年的努力，已變成一個科技大國，我們的成就被稱之為「台灣經驗」、「台灣奇蹟」。我國不論從GNP、貿易或對外投資來看，在世界上排名都在前廿名以內，我們應該善用國際力量來支持我國經濟發展，並與鄰近的國家合作，發展「經濟合作共榮」的區域性的願景，這就叫做「經濟合作共榮的外交」。
   第三，我們在國際上應扮演對和平安全的建設性角色，目前中共是亞洲新崛起的國家，但是國家（政策）透明度很低，亦即其國家目的或武力的使用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在中共還沒有轉化為一個和平穩定的勢力前，台灣為了自己的安全，我們要有自衛的能力，同時也要參與亞太地區安全合作，以維持周邊事態的穩定。
   所以我們提出的外交願景是所謂的「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目前我還沒有想出這個詞的適當中文翻譯。也就是說，要先看我們有什麼力量，然後在這基礎上，再培養其他的力量。所以有人就把它叫做「以力養力」。
   上面所提的這三點，也就是台灣的實力所在，假如我們能夠在台灣民主的轉型、經濟的轉型與和平安全的角色上，團結亞太國家的合作，台灣將能成為國際上很重要的貢獻者。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夠團結往這方向走，我國的外交會有很大的成就。
   過去我們講的務實外交是著重在手段方面，手段要務實不要僵硬；但是我們「願景的外交」則是強調目標。這一點希望部裡同仁努力來作。
   最後，我覺得本部的同仁都是非常優秀的社會菁英，專業能力都非常好，但是由於受到長期的威權政治影響，外交政策的推動都是受限於傳統的思維模式，立法院有時候批評我們的外交政策沒有太多創意，這一點也值得本部集思廣益加以探討。今天，我們外交工作非常困難。比如說，我們的邦交國非常有限，如何擴大我們的國際空間，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我想在外交承認這一方面，要擴大、擴展，恐怕困難相當多，所以我們要重新思考，假如我們要在國際社會佔有一席之地，應該怎麼做？這就必須對傳統的外交思維做相當的檢討：

   第二、在台灣與國際社會接軌方面，航線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應思考要如何參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以使我們的交通運輸與世界接軌。另外，我國是資金輸出的大國，將來應該爭取參與亞洲開發銀行（ADB）、世界銀行（WB）、國際貨幣組織（IMF）等國際組織，以擴大我國對國際社會的參與。
   政策的優先順序常常牽涉到資源的分配，由於預算是固定的，我們應思考，將來預算是要用來爭取邦交國，或者是用來爭取加入像ICAO、WHO、World Bank等重要的國際組織？像這些問題，有時候要跳脫傳統的思維模式，大家集思廣益思考如何擴展我國的國際生存空間。
   本部同仁專業能力都相當好，但是大家對工作必須有使命感，不是祇會按部就班地做，應該也要思考中華民國台灣如何在國際上生存，如何與國際社會接軌。我們應該去除保守的心態，過去所抱持的「一動不如一靜」，或者是「少做少錯」的心態，一定要改正過來，否則就難以突破我國所面臨的特殊國際環境。
   我們如果能秉持積極的使命感，與「多想多做」的精神，就可以對本部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第一、我們總是覺得，要在國際社會佔有一席之地，就要有外交承認，但是在目前的現實環境下，這是非常困難的。我們應該思考，目前我們與有邦交國家間的外交承認對我們究竟有多大的幫助？假如助益有限，我們對邦交國的數目，是不是要那麼在意？或者我們可以思考，假如我們要在國際上發展國

際活動空間，類似像WTO、APEC這些組織對我們可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