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錫蕃代表訪談記錄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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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夏日的午後,編者依約來到位於杭州南路一段十六號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採訪前駐美代表陳錫蕃先生。陳代表卸任一年多以來,除擔任美國馬里蘭州立大學全球華人事務研究中心兼任教授外,同時擔任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政策委員,負責該基金會有關國際事務之研究。以下是陳代表接受本刊訪問之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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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錫蕃
歷任:本部專員
中南美司科長
條約法律司司長
國際組織司司長
常務次長
總統府副秘書長 |
外館經歷:
駐巴西大使館二等秘書、一等秘書
駐阿根廷大使館參事
駐玻利維亞大使館參事
駐亞特蘭達總領事
駐芝加哥辦事處處長
駐洛杉磯辦事處處長
駐美副代表 駐美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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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畢業即到我駐菲律賓大使館任雇員
我是在民國卅八年隨先父調任而離開南京到菲律賓,高中、大學、研究所都是在菲律賓完成。高中畢業即到我駐菲律賓大使館任雇員,當時外館雇員得晉
升主事,因此在任滿六年後,我亦獲升任駐菲大使館主事。相較於其他同仁,進部方式稍有不同。
完成碩士學業後即返國參加外交特考,於民國四十九年進部服務,被分發在秘書處擔任政務次長許紹昌先生之秘書。當時我記得,我進入許次長辦公室時,許次長頭抬也不抬地問:「How
is your English?」 我當時少不更事,竟亦不客氣地答稱:「I think my
English is better than average.」這時他抬起頭,看著我說:「好,我要你擔任我的秘書。」從此我追隨許大使多年,受益良多。
過不了多久,因沈昌煥部長的秘書吳文輝(後任駐哥斯大黎加大使)「下放」到禮賓司任幫辦,我便兼任部長秘書;當時部長有兩位秘書一個管公文、另一個管交際應酬。在秘書處擔任秘書的三年多時間,看到各個單位來的公文,讓我獲益匪淺。有時晚上送公文到部長官邸,沈部長偶而會告訴我為什麼這個公文要這樣批,這讓我無形中學到很多東西。但工作卻是相當忙碌,而且無論頭一天加班至何時,第二天一早還得準時上班。
我也是在當時養成不管前一天加班或應酬到多晚,隔天一定準時上班的習慣,即使到現在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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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忘的經歷
在我的公務生涯中最難忘的經歷或事件,我想舉三件事。第一,是在我擔任駐亞特蘭達總領事時,有一次國務卿季辛吉到亞特蘭達演講,我當時是領事團團長,獲通知屆時坐在講台上的橫條主席桌,同席除季卿外,還包括州長、市長以及牧師等共五人。應邀前夕突接獲駐美大使館一等秘書左紀國先生電話說,大使館接獲國務院電話表示,季辛吉演講中將提及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乙節,盼坐在主席桌的陳總領事屆時勿拂袖離席,對中美關係並無助益云云,沈劍虹大使希望我設辭婉拒出席該演講會。我回答說,我已經答應主辦單位表示將應邀出席,臨時托詞拒絕也很不妥,我還是電部請示因應之道好了。但是部裡一直沒有指示。我乃決定前往出席,並在演講前小型歡迎酒會中與國務卿季辛吉晤面交談。結果,季辛吉的全篇演講中隻字未提及中共。這類重要演講稿通常國務院會有Advance
Copy事先分送新聞界,所以並不是大使館的情報不正確,而是在我跟國務卿季辛吉見面後,他才臨時決定不提的。講演中omitted
during delivery是常發生的。 第二是有關我駐美各處特別車牌案,中美斷交後我駐美各館處的車牌都必須換為普通車牌,當時一位喬治亞州州議會朋友看到我的車牌變成普通車牌,問我怎麼回事,我說:「你不曉得呀,貴國政府和我們斷交了,外交及領事車牌都繳回去了。」他一聽就說:「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你,我來想辦法。」於是在喬治亞州州議會推動
通過州法,給予駐處「外國政府」的特別車牌。1980年我調到芝加哥當處長,也如法泡製,但州長請示國務院後表示反對,但州議會參眾兩院仍以三分之二多數推翻州長之否決,遂自動
成為州法。聽說當時國務院為這兩件事很不高興。一九八九年,我調任駐美代表處副代表,美國在台協會(AIT)根據國務院指示致函當時駐美代表丁懋時先生,請其下令亞、芝二處交還「外國政府」車牌,丁代表把這個案子交給我辦,我的對手是國務院人員,因為我知道AIT不過是白手套。
在交涉過程中,我首先說明:「貴我雙方均知AIT駐台人員均領有「外」字車牌。但此次奉命交涉本案,決定不提平等互惠一節,蓋深知貴方最後必定以退還「外」字車牌,換領普通車牌,藉示平等互惠,以便結案。」(按1979年AIT台北辦事處成立時,美方確表示願申領普通車牌)。唯有一問:「貴方人員在台車輛懸掛「外」字車牌,是否感覺受到應有之尊重、禮遇及便利?」對方承認。我繼稱:「我方人員在美車輛懸掛普通車牌,則未受到應有之尊重、禮遇及便利。」並舉實例,對方默然。我繼問:「實則喬治亞及伊利諾兩州所發特別車牌僅有Foreign
Government兩字。貴方反對Foreign一字嗎?」答謂:「不反對,you are foreign.」「然則反對government一字囉?」答謂:「確實如此。」我乃稱:「我們當然是government。」對方接稱:「You're
an government in Taipei, not here.」此一回答實乃意料之中,實因無論依據美國台灣關係法獲中美特權豁免協定,美方均未在文書中稱我為「政府」。我遂稱,「貴方既對government這字不滿意,茲提出其他幾個字供貴方採用。」其中包括Organization這個字。一、兩個月後,美方說可以接受Foreign
Organization,但是須貼在普通車牌上。我馬上說,這不行,喬治亞州法律規定,予我特別車牌,且美國各州車牌上不可以貼任何標幟;美方說你怎麼不去試試。於是我就聯繫當時駐亞特蘭達的朱處長建一,朱處長剛上任,正要去拜會州議會眾議長Tom
Murphy。其人適為多年老友,我就先電話眾議長請他介紹朱處長往見主管車牌的財政廳長,並請朱處長屆時帶一封
信去,說明我應美國務院的要求,請喬治亞州政府換為普通車牌,並允我加貼「外國政府」標誌。倘喬州州政府不能同意,務請詳述理由云云。結果喬州財政廳廳長果然復函確認喬治亞州政府畀我特別車牌,且法律規定普通車牌不可以貼標誌。我就拿這封
信給美方看,我說,「你看吧!我告訴過你了」。美方說,既然如此,足下有何建議。我說我的建議就是仍用特別車牌,不過改用「外國機構」字樣。一、兩個月後,美方終於同意我繼續使用特別車牌,只是換一個字。駐芝加哥辦事處也就比照辦理。跟著在全美各處我們自己就陸續推動
起來,不需要國務院幫忙,只要他們不反對就可以了。一直到我又回去當代表,再繼續推動
,到我2000年6月離任,前後共廿一年,全美十三處包括駐美代表處、駐紐約辦事處都掛上特別車牌(見附圖樣張)。這是我們爭取來的,相對於美國在台協會外字車牌是我國雙手奉送的,何啻天壤之別。我認為這件事情非常難能可貴,值得一提。
第三是有關APEC的加入。199O年美國國務院參事Robert Zoelick在新加坡公布美國政府有關APEC的政策立場,即香港作為完全會員、中共為官方觀察員、我國則為非官方觀察員。我外交部覺得事態嚴重,遂訓令駐美代表處與美方交涉,表明我方立場,堅決反對美方提案,並希望爭取以平等地位完全會員國入會。我於是奉丁代表之命與美方交涉。當時國務院亞太局主管經濟事務副助卿是Robert
Fauver,他是隨國務卿Baker自財政部調到國務院來,係舊識,對我友善。我親自打電話約他吃個飯或喝個咖啡,但因當時美國正與日本進行密集貿易談判,實在是抽不出時間,他說:「這樣好了,你就到我辦公室來好了。」於是就約好當天下午四點。我一聽心想,這不合國務院的規定。但他新到國務院,大概不曉得有這個規定。我當然不能告訴他說,我們不能到國務院洽公。為了保險起見,我就請秘書問他的秘書說,陳副代表到國務院洽公需不需要辦理任何手續,蓋恐到時被擋駕在門外也。對方回答說,沒有啊!只要登記一下即可,我想這是第一次我方有副代表到美國國務院正式洽公。於是我就到他的辦公室跟他談,把我方堅決反對美方提案,並希望以平等地位完全會員國入會的話告訴他,並留下備忘錄。他也很爽快地說,既然貴國反對,我們會另提一案。當時我很著急地問他,你們打算提什麼案,他則回答說,你不要急,將來提出的案子一定會令貴國滿意。我問,我能不能把你的話呈報我國政府,他說當然可以。於是我把交涉情形呈報外交部,我相信當時部裡長官心裡一定認為我在說大話,又是跑到國務院洽公,又是獲對方保證會令我方滿意。後來美方果然提出新案,主張三個中華經濟體以完全平等地位加入。美方並為了遷就我們將APEC改為non-formal
economic forum,並將會員改為「經濟體」(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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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目前外交工作之看法
由於中共的處處打壓,我目前外交工作極度艱難,不過還是要處處力爭。我們要爭的,當然一方面我們要爭一時,但最重要的是爭千秋,也就是說,我們認定共產主義不可能在中國大陸永遠存在下去。因為世界上其他的共黨國家都已經垮掉了,包括蘇聯在內。中國大陸要不是被人民推翻,要不就是它自己改,改得不再是共產主義,只有這兩條路可以走。它不可能永遠堅持共產主義。事實上,它經濟上已經不是共產主義了。因此我們長遠來看,還是樂觀的。因為我們的自由民主,使得中共將來一定要改政治制度,因為老百
姓越來越知道兩岸的事務,不再像以前那麼封閉。我們不可以因為大陸現在受共黨統治,而要跟他一刀兩斷,成立另一個國家。這是不可能的事,誰支持你?美國早已宣示不支持台獨,日本敢支持你嗎?這會把我們兩千三百
萬的同胞帶入一個絕境,軍事衝突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目前兩岸在經濟方面來講,可說是既合作又競爭,這對整個中華民族來講,不見得是一件壞事情。我們憑什麼說未來統一的中國不可能是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呢?
>>對年輕外交工作同仁之期勉
我想一個外交官應該要具備下列幾個條件: 第一、要具備基本的專業知識,並不斷充實
第二、要有豐富的常識,多接觸、多聽來增加常識 第三、要有正確的國家觀念
第四、要有國際觀 第五、要有強健的體魄;生活有規律,常運動,要不然經常生病打點滴,怎麼辦外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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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排目前的生活
我八十九年三月份在華府宣佈退休,我原本的想法就是要完全退休了;然而四月間馬里蘭大學就來找我,希望我做兼任教授,我當然很高興,但我說我在七月下旬返抵台北,學校規定八月份就要上課,可能有困難,可否等第二個學期再來報到,校方欣然同意。於是我在第二學期中每個月集中一個星期到校,到本年五月底已告一段落。惟承馬里蘭大學續聘兩年,今後我和馬大的關係仍維持兼任教授名義,但不支薪。九月份起,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請我做特約講座教授,較一般兼任教授地位略高,每星期三上午上課兩個小時。我喜歡跟年輕人在一起,因為教學相長,同時這樣會讓自己也感覺年輕一些。另外,時常寫點文章,除政論性
文字用本名外,我在聯合報副刊還有個專欄叫做「推敲集」,用筆名小仲署名,隔週週一刊出。這就是我目前生活的安排。
目前我跟內人住在台北,我們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都結婚了,有五個孫男女。兩個兒子都是工程博士,女兒也是土木工程師,但另有新聞學碩士學位。對於駐外人員來說,子女教育確是一大問題。最理想的狀況是政府在外館隨處辦中文學校,使得外交官子女教育能夠受到照顧;否則的話就學日本,外放的時候,國外薪水是國外的生活費;另外,國內薪水照付,作為留在國內子女的生活及受教育的費用。應該一提的是,我們當年並沒有子女教育補助費,一直到蔣彥士任部長以後才有。蔣部長關心同仁福利,澤及部內外,這也就是外交部同仁都很懷念蔣部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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