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台灣外交
外交部長田弘茂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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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敬愛的學者們、各位先生女士,午安!
首先,重返劍橋與諸位好友及卓越學者見面對我而言是一大樂事。我特別要感謝費正清中心及亞洲中心,尤其是各該中心的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主任與柯偉林(William Kirby)主任給我這個機會。
田部長在哈佛大學創辦人銅像前留影(中央社記者王飛華攝) |
今天我的講題看似簡單,但很重要。不論是學術界、媒體或是政治界人士,在評論中華民國的外交政策時,時常有所誤解,我希望藉此機會與大家交換意見,盼能釐清外界的看法。我竭誠地歡迎諸位嗣後提出寶貴的建議。
我必須強調,雖然台灣所處的國際環境有其特殊性,但其國際地位應該從大家熟悉的國際關係理論分析架構中去瞭解。這並非否認我們沒有獨特的處境,而是要強調我們跟其他國家面對一樣的問題,因此我們理當運用比較及歷史經驗來解讀我國所處的環境與作為。就最基本之層面而言,台灣的外交政策具二元性,一方面,我們關注於提升國家價值,尤其經過廿年的轉型,台灣已完全接受民主與自由市場,如今這些價值已經成為全國一致的信念,本人稱之為「威爾遜面向」(Wilsonian
Mode);另一方面,台灣基於國家安全,其外交政策亦含有現實主義的考量,本人稱之為「季辛吉面向」(Kissingerian Mode)。與美國及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我國在追求此兩面向目標的過程中或有衝突,然大體而言,兩者具有互補與相互強化的作用。
「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面向︱中華民國在經濟自由化的條件之下,展開政治民主化,如今民主化已經在台灣社會釋放了自由國際主義的理想因子。簡言之,我們非常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與人權,也積極地參與全球市場經濟與思想的交流,此項發展與威爾遜總統外交政策所追求的傳統價值不謀而合。台灣正進一步鞏固民主之際,其外交政策的長程戰略思維即以此為本,認為民主國家的本質為愛好和平、重視人權並彼此相互尊重,在做法上與具有相同理念的國家為友並增進關係。若您訪問任何一位台灣人對未來的期許,您將發現我們共同的願望是落實亞太地區的民主和平。如您所知,即使遭受嚴厲批評,民主和平理論仍為廣泛大眾接受,故本人深信,一個地區只要有更多的民主國家,就更能維持與促進和平與穩定。
然而我並未因此忽略現實主義的考量,當然我們意識到達成此項目標過程中潛藏的危機,第一,亞洲地區仍有許多非民主國家,因此距離理想階段尚有漫漫長路;第二,民主轉型本身亦可能引發動亂,例如我們樂見印尼的威權體制轉型,但不得不關切印尼的穩定。在中國大陸方面,我們同樣樂見民主開放,但我們須謹慎注意近年在大陸吹起的民族主義熱潮〈特別在北京成功獲得二○○八年奧運主辦權後越演越烈〉將如何影響大陸尚未成熟的民主;第三,我們當然也承認經濟發展並不必然伴隨政治民主,在亞太地區即有不少經濟富裕但政治不完全民主的國家;最後,我們也見到不少民主倒退的例子,因次,我們不該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亞洲在近期或中期內能達到民主和平的目標。
拜冷戰結束及民主蓬勃發展之賜,歐洲和平區域在集體安全體系下正不斷擴大,然而亞洲在可預見的未來仍無法建構該體系。誠如季辛吉的新作「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中所言,權力平衡才是國際政治運作法則。我們做最好的期望,但應有最壞的打算。此即外交政策中下一個面向。
「現實主義」(Realpolitik)面向—由於我國無時無刻不在中共強力威嚇下爭取生存空間,當然最能瞭解現實主義的重要性。我們知道根據現實主義理論,中共的興起將改變區域權力平衡並可能挑戰現狀,因此中華民國近期與中期目標即為盡力維持現有權力平衡的結構,以有助於維護區域穩定與和平。
首先,基於共同的理念與利益,我們須強化與友我並能確保台灣安全及人權的國家之關係。撇開理論不談,幾乎所有的亞洲國家包括兩韓及中國大陸都瞭解,美軍駐守亞洲為區域穩定的關鍵之一,此外,美日安保同盟在柯林頓總統及橋本首相任內已訂定,如今在布希總統與小泉首相的主政下更為加強,成為區域安全最重要的機制。由於我國一直維持與美日的密切關係,自然樂見該兩國加強合作。我們也歡迎各方積極建立以美國雙邊聯盟網絡為中心的多邊安全機制與對話,台灣願盡一己之力為區域穩定與安全做出貢獻。
從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海峽兩岸關係應被視為國際關係學者所稱的「不對稱雙邊」。如同芬蘭對抗前蘇聯、以色列獨抗阿拉伯世界的典型的例子,我們都是相當小但是實施民主與自由市場的國家,有如面對巨人哥利亞的大衛。在冷戰時期兩陣營長久對峙時代,芬蘭一方面與西方世界維持友好關係,一方面苦澀地與前蘇聯周旋,並在困境中發展經濟。以色列則自立國以來就與西方國家關係密切,包括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約,一方面也以漸進的方式改善與溫和派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上述例子證明,即使面臨大國威脅,小國仍可以找到生存之路,甚至於可以與實力強大的對手發展友好關係,但是,外界援助為小國避免被併吞的要件。台灣的情況正是如此。
目標與策略
基於前述概念,中華民國的外交政策目標有三:
一、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為最重要的外交目標,我們有兩項策略:第一項策略是維持台灣海峽的權力平衡。在做法上除須提升與美日等友我國家的雙邊關係外,亦應確保軍售〈也許更重要的是軍事訓練與先進技術〉來源無虞,使台海兩岸在武力上取得平衡。我們的確持續不斷地努力、利用一切機會,增進軍事合作,以提升自我防衛的能力。此外,我們希望整合發展區域安全對話,包括第一軌〈如東協區域論壇〉與第二軌外交〈如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畢竟台海安全必會影響區域各國的整體利益,而台灣扮演角色將嘉惠各國。只要給我們機會,我們願意盡一切所能貢獻己力,解決南海爭端等區域關切的其他問題。
第二項策略是促進與中共的友好關係。我們知道維持永續和平不能只靠軍事手段,兩岸需要展開對話,化解敵對關係。台灣政府已多次表達善意,只可惜對岸仍未有正面回應,然而鑒於這項做法極具重要性,我們不會放棄,將不斷嘗試,直到接獲中共正面的回應。長遠觀之,確保兩岸關係能夠永續維持穩定的最重要因素乃是中國大陸內部的民主化,台灣在這方面將致力促其成功。
二、鞏固台灣的民主發展:
台灣的民主仍未臻成熟,需要持續維護其發展。之前我曾提到,在動盪的環境中民主可能倒退,所以我們不能掉以輕心。當前台灣民主發展面臨兩項威脅,一為外部的中共武力威脅與壓力,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必須在此強調,北京當局對我們進行的全面「外交圍堵」對台灣民主之危害,跟在台灣沿海港口發射飛彈一樣致命,因為沒有選民會容忍一個不被承認,甚至不受國際社會基本尊重的政府。另一項威脅為急遽的經濟崩潰。例如全球的經濟大蕭條,此項因果關係正是威爾遜面向中民主與經濟整合的本質。因此,我們期待及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及其他功能性經貿國際組織,同時我們將持續發展與友我國家的經貿關係。台灣民主雖面臨前述挑戰,但我們同樣具有許多優勢,首先,台灣選民投票比例將近80%,一般民眾對公共事務也非常關心,其次,去年台灣政權和平移轉讓我們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向前邁進一大步,此外,我還要強調,在台灣無論是任何政黨或意見領袖都一致贊同民主的價值。為協助鞏固台灣的民主發展,我們在外交做法上,將繼續與世界上其他民主國家合作,透過政府層次及非政府國際組織,以支持公民社會的理念,參與國際社會的民主運動,同時在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過程中扮演「自由燈塔」的角色。
三、 反制中共打壓我主權的作為:
第三項目標完全依我們特殊處境而設。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主要以維護國家安全的觀點捍衛國家主權,但由於我們的情況較特殊,中華民國必須加倍努力,以反制中共打壓我主權的行為。所以我將這點列入我外交政策第三項目標。事實上,我們厭倦於歷年來不斷對國際社會澄清我們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也不是特殊區域的作法。中華民國是一個完整主權的民主國家,但不幸被國際社會拒絕,甚而被國際社會視為等同於伊朗、伊拉克、北韓或古巴之類的流氓與邊陲國家。我們既不出口武器、也不竊取核武機密、不對其他國家試射飛彈、不侵略鄰國、不迫害學者及宗教信仰者,亦不違反人權,只因緊鄰中國強權,即被孤立。此外,我們跟其他邊陲國家根本不相同,我們有現代化的經濟與民主的政體。我們應該和其他國家一樣享有相同的國際社會的權利與義務,也有權維持與他國的外交關係。為達此目標,我們將強化雙邊關係,改善經濟合作計劃並促進民主合作,以繼續鞏固與我有邦交國家的關係,我們希望有更多國家承認我們的地位。另一方面,我們願意在全球治理上做出貢獻,並協助維持國際體系。我們已在「亞太經濟合作」與「亞洲開發銀行」等得以參與的國際組織中,扮演積極且非常具建設性的角色,未來進入世貿組織後,我們也會克盡己力。我們將爭取參與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等,以履行我們的國際義務。我要再一次強調,中華民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轄的一部份,我們是「不對稱雙邊」相對較小的一方,正為本身的生存、安全與權利奮鬥,而這些基本事項是幾乎所有聯合國會員國視為理所當然應享有者,因此,我們極需友我國家的支持,而為國際社會接受,並成為政府間或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一員。
結論
最後本人願意就民主國家的外交決策再提出一項觀察。當分析美國外交政策時,各位習於考慮到各層面的因素,也常受到各種政治力的影響〈在哈佛大學有不少相關的研究報告〉,就這點而言,台灣與美國並無差別。中華民國過去在準列寧式政黨—國民黨的執政時期,習於一言堂,然而今天我們不僅為多黨制國家,每個政黨內部〈包括執政的民進黨與在野的國民黨〉還有不同的聲音,此外,我國憲法中分權制衡的設計已經落實,可以明確看出行政與立法機構處事優先順序與對未來願景的差異。雖然民主國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過程往往無法避免紛爭,但我們相信民主是目的而非手段,台灣的人民肯定民主的價值,並將持續努力完成民主化目標。我們要求的不多,僅僅希望能被國際社會以正常的國家看待,也希望在座各位傑出的知識份子能起帶頭作用。
謝謝!
二○○一年九月六日於哈佛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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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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