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春，我在駐美代表處國會組服務，當時在華府及台北政治圈盛傳美國與中共正展開一個限制美國軍售給台灣的秘密談判。台北當然關心這件事，代表處當時即授命透過各種管道設法了解。
一個週五的下午，對我國甚為友好的巴瑞．高華德（Barry Gold-water）參議員辦公室一位助理打電話給我，說有重要事情相告，請我馬上去。我立刻放下手中的公事，直奔國會山莊。
我平常負責與國會助理聯繫，很少與議員直接接觸，那天到了高華德參議員辦公室後，該助理卻直接帶我進去見參議員。高華德參議員見到我就開門見山的說：「半小時前我在白宮見到雷根總統，並問他是否知道美國正與中共談判要簽署一公報限制對台灣軍售事。當時，雷根總統很嚴肅地回答我說：『巴瑞，我不知道有任何他媽的公報，就算有，我也不會簽字（Barry,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any damned communique, but even if there is one, I will not sign it.）』」。
我平常在國會山莊與國會議員助理接觸後，都會立即尋一角落或回到車上將談話內容大要記下，待回辦公室後再整理報回台北，從不在外國人面前作筆記。可是那次事關重大，我很冒味地向高華德參議員要了一張紙，並請他重複剛才所說的話。我離開他的辦公室後，請當時的駐美代表蔡維屏與胡旭光副代表在辦公室稍候，我有要事面報。我一回到辦公室，立即將高華德的談話報回國內，包括用英文引述雷根總統的說法。當天晚上，胡副代表接到國內電話指示，本案茲事體大，請他再確認高華德談話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