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 章 外 交 施 政 概 況

 

壹、前言

  我國對外關係,自一九七一年我被迫退出聯合國之後,我在聯合國相關國際組織之會籍陸續被中共取代,邦交國數目由一九七0年之六十七國急遽減少;一九七九年美國卡特政府承認中共,使我外交再度重挫,同年與我有邦交國家數目降至有史以來最低的廿二國,我對外關係於是長期陷於低迷困境。迨一九八八年李總統登輝先生順應國內外情勢發展,開始推動務實外交,我國對外關係始轉趨活躍。然而由於中共在國際間極力打壓我國的務實外交,並藉以牽制兩岸關係之發展,使我對外關係始終不易突破。面對當前主客觀環境,我國之外交政策與未來作為,均須就各層面予以深入探討,並研訂創新策略與作法,積極推動,以開創外交新局,確保國家利益及全民福祉。

  多年來,我國在極端嚴峻的國際情勢中推動務實外交,業已對國家與人民的生存發展做出極大的貢獻。面對新世紀,展望新世局,為使大家更進一步瞭解我國的務實外交,以下謹就當前國際社會的特質與發展趨勢、我國務實外交的積極作為與所面臨的挑戰、今後我國在國際社會應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面對現實開創新局等議題,分別做詳細的說明與闡釋,期能掌握優勢,齊心努力,在不放棄中國統一的目標下,繼續落實務實外交,開創廣闊的國際空間。

 

貳、當前國際社會的特質與發展趨勢

  當前世界局勢瞬息萬變,國際政經關係錯綜複雜,過去冷戰時期聯盟對抗的國際情勢已產生本質的改變,由於生產與市場的國際化,以及網際網路資訊之傳遞,瞬間即至,無遠弗屆,促使各國金融、資訊、科技、貿易與投資等關係密不可分,因而導致全球化及國際依存化之趨勢加速發展,各國在制定相關政策時,必須相互配合與磋商,以避免衝突發生,沒有任一國家能獨善其身。外交事務的優先次序,也由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軍備競爭、結盟及國家安全,延伸到經濟、社會與生態等新領域,各國均採較務實的態度及多國協調的方式以處理外交問題,全世界已朝著「後主權國家時代」方向邁進,分別暫時擱置主權爭執,轉而針對生態、環保、人權、貧窮、貿易障礙、洗錢、毒品走私、國際恐怖主義、武器擴散以及有關人類福祉等新議題進行溝通與協商,並透過國際通力合作制定規範與協調執行。「地球村」與「區域整合」的概念逐漸在國際間浮現,民族國家之界線日趨模糊,意識型態之重要性亦相對日益下降,國家與國家間的有形疆界正漸漸地消失。非國家角色(non-state actors),如國際組織及跨國組織(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已在國際關係中,扮演和國家同等重要的功能。

 

綜觀整個國際社會發展趨勢,約略可歸納成下列六種特質:

一、

謀求和平避免戰爭: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中東戰爭的慘烈,造成參戰國國力鉅大的損傷,導致經濟衰退與民生凋蔽,更鑑於核子戰爭的威懾力量,國際間普遍興起懼戰、厭戰的心理,使各國逐漸傾向謀求避免對人類造成毀滅的世界大戰、或大規模性質、或長期性質戰爭的發生,在這種心理的影響下,加以東西方彼此謀求軍事力量的恐怖平衡等因素,使得冷戰時期美蘇大戰得以避免。冷戰結束後,國際間也儘量避免地區性或小規模戰爭的擴大與延長,呈現了渴望和平與避免戰爭的普遍願望和努力。

 

二、 單極超強多元並存:一九八0年代,由於蘇聯瓦解,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具有全球性軍事力量的超強,惟美國在國際經貿方面已不復獨領風騷,而在區域安全、國際武器管制等問題上,也必須取得其他國家的合作。因此現今國際體系雖演變為單極超強的體系,但多元化已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現今雖尚稱不上多元體系,也逐漸在邁向多元體系的過程中。而催化這一個多元體系產生的主要成員,至少包括美國、日本、中共、俄羅斯和歐盟。尤其中共近年來陸續與美、俄兩大國分別建立不同形式的「戰略夥伴關係」,美日重新釐訂安保體制新防衛指針,「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向東擴張,「東南亞國協」急欲扮演更重要的區域性角色,歐盟加速統合步伐,凡此等等,都令人感到國際體系在朝向多元化邁進中。

 

三、 協商合作:儘管部分地區小規模衝突仍在間歇進行,但是整個國際局勢仍是持續朝向和平發展。尤其是延宕多年的波斯尼亞戰事、北愛爾蘭宗教衝突、以及中東地區的以阿糾紛,均能夠透過協商獲得初步紓解,這些都是國際協商合作的結果。目前國際衝突之相關當事國漸達致共識,美國、聯合國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均有意分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而各相關國家亦有意嘗試利用談判方式降低衝突,此為當前國際政治上的重要進展,殊具意義。此亦顯示國際社會體認到: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必須在協商合作的基礎上進行,國際和平才能有所保障。

 

四、 聯合國維和角色:冷戰終結,美、俄兩國在國際上的勢力競爭已逐漸和緩。雙方支持聯合國在國際維持和平與安全的工作意願,亦較以往提高很多。例如:自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八年,聯合國總共派出三十四次維持和平行動部隊,其扮演維持和平的角色遠較過去加重。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不僅次數增加,地理範圍亦擴及大國的勢力範圍地區,例如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或是大國間接衝突之地方,諸如安哥拉、柬埔寨及伊拉克,皆為顯例。另一方面,聯合國會員國對於爭端或武裝衝突,亦多訴諸聯合國謀求解決,這些發展都有助於區域和平安定之維持。

 

五、 國際經濟區域整合:近年來世界上已有三個巨大的地緣經貿集團出現,使國際經濟區域化之整合趨勢較以往更為顯著,加拿大、美國、墨西哥形成一個北美市場,勢將成為工業集團首要強權。另外歐洲共同市場單一化已獲得實質的進展,發展出統合的新機制,使歐洲聯盟成為實力強大的第二個區域集團。第三個區域集團是由日本、東南亞國協、澳洲、紐西蘭、中國大陸及我國所組成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雖然仍是鬆散的結構,但已勾勒出完全不同的世界經貿型態。區域性經濟組合在促進各成員國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促進了生產的專業化,導致各國的市場需求擴大,此不僅增加了區域內產品的供需,也增加了對區域外產品的需求,相對的也使得各國對區域外貿易的排他性所產生的效應降低,同時區域經濟整合與合作的需要也較前增強,從而對經濟自由化發揮了累積性的激勵作用。

 

六、 國際依存昇高:資訊科技發展加速了國家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經濟安全已取代冷戰期間的軍事安全,成為全球戰略新核心,意識型態差異已不再是國際衝突的主要根源,發展經濟及提升國際競爭力乃成為各國施政當務之急,而經濟同盟之相續崛起、國際往來關係日益密切、以及跨國公司活動的巨幅擴張等等均係促成當前局勢的一些主要因素。此外,科技擴散快速及於全球,國際間之往來,與無線電波段的分布,皆必需有通用之標準及編碼體系,加上其他上千種的技術協定,共同交織成一個相互依存的綿密關係網,國家主權表面上看來完整,然而實際上已受到侵蝕。 因此我們在觀察國際情勢或研析國際關係時,應以宏觀的角度去體認,從而建立新的觀念,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及研擬相關策略時,也必須配合及善用上述對我國有利的國際發展趨勢,才能有效達成我們的外交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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